叶成城 ｜ 地理禀赋与国家发展： 政治地理学的脉络、发展与新趋势

摘  要

地理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地理禀赋能够对国家发展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地理空间与国家发展的政治地理学理论演进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的先驱者们开创了许多经典的范式，讨论了气候和陆海权等诸多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发展。第二代理论出现在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气候、资源、交通、距离、形状和规模这些具体的地理要素通过农业生产、防御成本、对外贸易、资本积累、扩散效应等直接渠道影响国家发展。第三代理论出现在世纪之交，研究者们发现了更多复杂的非线性机制：地理禀赋通过对外贸易、产权制度、政府质量、人力资本和国内冲突等中介变量，以间接渠道影响国家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考察更为复杂的多重系统效应，分析机制的时空情境与演化过程，以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进一步推动政治地理学的发展。

作者简介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目  录

一、地理空间的意义：区位、场域和地形

二、思想渊源：前社会科学时代的空间理念

三、直接效应：地理要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渠道

四、系统效应：地理要素与国家发展的间接机制

结 语

 一、地理空间的意义：

区位、场域和地形

地理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场域，尤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无论是国家的安全战略还是经济活动，地理空间对其均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社会科学中许多重要理论都缺乏空间感，例如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科学影响深远，但这类理论通常不太关心变量的空间表现形式。早期的政治学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同样忽视地理空间，仅仅着眼于阶级、社会组成、经济水平等结构性要素，只有行为体而缺乏空间感，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缺乏对时空因素的控制。空间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提供比结构性因素之外更为复杂和深刻的解释力。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地理空间的内涵，讨论梳理空间理论的发展过程，并尝试建立一个关于地理空间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系统分析框架。

空间并非单一的因果要素，距离、地形和海拔都会影响因果过程，只有细化为具体的内容和维度，才可以在地理空间与国家发展之间建立联系。如表1所示，基于空间的三维特征，地理空间要素至少具有三类不同的涵义。第一，地理空间中的“一维”概念展现的是行为体（尤其是国家）所处的位置以及行为体之间的相对距离，国家坐落在地表的位置差异影响到了温度与气候特征。第二，“二维”概念展现的是行为体所处的场域，即在地图投影中的空间形状，包括总体的面积和形状比例等。第三，“三维”概念展现的是国家的地形特征，包括其交通条件、地理屏障以及地表和地底所蕴含的资源，例如临近河流与海洋即有促进交通和贸易的作用，山川与河流也是抵御外部入侵的屏障，而资源则指代行为体所在区域具有的稀缺资源，包括煤矿、油气、贵金属等等。

本文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学研究中的地理空间理论与方法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关于地理禀赋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分析框架。文章余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介绍早期地理空间思想的理论渊源，第三部分讨论20世纪末关于地理空间与国家发展的线性关系和主要的直接作用机制，第四部分讨论了2000年之后关于地理空间与国家发展的非线性理论。最后，文章展望了未来政治和地理学的结合方式，分析未来空间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

二、思想渊源：

前社会科学时代的空间理念

前文通过区位、场域和地形给出了关于空间要素的基本分类，要理解这些空间要素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从最初思想的源头出发，理解早期思想家基于特定空间要素所提出的空间理念。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古已有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关于地理空间的诸多朴素认知。古代中国的地理思想侧重于强调地理在安全竞争中的作用。《孙子兵法》提到了战略成功的五个要素：“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中天和地属于地理要素：“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其中包含的地理要素分别是气候、距离、地形等等。商鞅认为地理位置决定了国家的防御成本与攻防模式：“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相比之下，西方早期的地理思想则更多地探讨地理环境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应当大小有度，既要有足够的规模保证自给自足，同时又不能过大影响到城邦的民主和公正，理想的城邦应是交通便利，易守难攻。在西方诸多探讨“理想国家”的乌托邦小说中，同样有着对其地理环境的想象，例如乌托邦、大西洋岛、太阳城等，通常都是规模适中、资源相对丰富和易守难攻的环境。

早期对于地理作用的强调产生了一种地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地理因素对国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孟德斯鸠，他认为法律与国家的自然状态产生联系，它不仅与气候的冷、热、温和宜人相关，同时还基于土壤的品质、位置和面积，这些关系的综合便构成了“法的精神”。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这种地理观点在西方学界出现了诸多支持者。美国地理学家埃伦·森普尔（Ellen Semple）继承了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等地理学家的思想，认为各类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和文明产生决定性影响，她在著作的开篇即提出“人类是地表的产物”的思想。国际关系研究中同样如此，地缘政治学被视作是指引一国战略命运的地理因素决定论的法则。尤其是认为控制特定区域对国家兴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陆权理论，他认为铁路的发展将会使中亚和西伯利亚成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并给出了著名的“天使耳语”：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认为大陆滨海地带才是大国战略的必争之地。环境决定论遭致了诸多质疑，有学者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空间贬值的根源”。因为地理几乎是常量，而国家兴衰或制度变迁速度远远超过地理的微弱变化，并且这些理论往往缺乏严谨的实证依据。

与地理决定论相对的是一种“可能论”观点，认为人类能够判断环境为他们提供各种可供利用的可能性范围，并选择最适合其文化发展的模式。黑格尔看到了地理环境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认为“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指出：“（地理）位置留给人们少量的自主权在不同决策中选择，选择不是偶然的，也并非由自然环境所强加。”同样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并不否认地理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他认为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是地理（如规模和地理屏障），但同时也认为单一地理因素决定论是伪科学。

相比地理决定论，一些早期思想家也尝试了更为科学化的分析，试图探讨地理空间和国家发展之间的作用渠道。亚当·斯密认为交通（尤其是水运）通过影响市场大小而影响到繁荣程度，因为市场大小意味着分工程度的差异，水运扩大了市场，所以沿海的通航河流的沿岸首先得到发展。“海权论”的倡导者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则认为区位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海权论》一书中，马汉认为“海权”对近代欧洲历史产生极为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并详尽地列举了海权的六要素（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和政府性质），前三者可以视为环境要素，而后三者则涉及到人口结构、文化和制度等非自然要素，它们共同决定了海权的“三环节”（产品、海运、殖民地），最终影响到滨海国家的兴衰。

上述地理空间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性地提出了问题，也几乎覆盖了各类主要的空间要素，例如早期的《孙子兵法》中的诸多篇章都涉及了距离、地形等要素在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从亚里士多德到莫尔等人对理想国家的讨论，则涉及到资源和规模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孟德斯鸠从气候的角度阐述了地理环境如何影响早期的国家形态；而马汉和麦金德等人的海权/陆权学说则讨论了交通与形状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后来者从这些思想中获益匪浅，但这些广为流传的研究存在过多主观判断而缺乏经验基础的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仍处于前社会科学时代，因此许多结论也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三、直接效应：

地理要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渠道

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潮流，人们对于地缘经济的关注甚至一度超越了地缘政治。地理空间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始更加受到关注。同时，由于历史制度主义和定量研究等方法的兴起，关于地理禀赋和国家发展的研究逐步地科学化，开始将具体地理要素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变量而非遵循特定地理决定论的范式。经济生产和安全环境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也是互相影响与促进的），国家只有在相对安全环境下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时，才能够逐渐富强乃至步入强国的行列。由于地理变量对于国家经济生产或安全环境一些作用机制是相似的，为了简化理论，本文将其合并为三组进行讨论（见图1）。

（一）气候和资源

国家所处位置（经纬度）的差异带来了光照和降水差异，从而影响到当地的温度和湿度，给早期国家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温度和降水的差异造成了古代中国内部发展的巨大差异。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对中国人口分布进行研究时发现，黑河—腾冲线以东仅占中国四成面积却养活九成以上人口，认为这与降雨量有着重要关系。胡焕庸线不仅仅是地理和人口的分界线，在古代中国还造成了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部分差异甚至延续至今。地理环境同样对欧洲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认为，欧洲的发展源于其特殊的区位、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带来的政治多样性、资本积累和贸易。

气候的差异同样造成了热带和温带的发展差异。温和的气候意味着对人和牲畜有害的疾病更少，温带的降雨模式和土壤质量有利于营养丰富的植物的稳定生长。正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所言，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热带的不幸图景和温带远为宜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温度和降水影响到土壤的质量，温带地区的枯枝落叶可以为土壤带来肥力，而热带的强降雨则会将这些营养物质冲入河流，带进海洋；另一方面，它涉及到公共健康问题，温带的寒冬会杀死寄生虫和病菌，但是热带则长年生长，从而导致高死亡率而影响经济生产。热带国家则意味着较贫瘠的土壤和较高的地方性传染病，例如在非洲，居住在适宜采采蝇繁殖地区的民族不太可能使用驯养动物和犁，因为它能够传播一种对人类有害并对牲畜致命的寄生虫，这使得当地的人口密度较低，更没有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政府，从而阻碍其长期发展。那些气候和地形更易发生传染病(如疟疾)的国家不仅个体的生产力会较低，而且由于预期寿命较短，就不太可能对人力和物质资本进行长期投资，从而阻碍长期增长。

资源同样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戴蒙德阐述了生态破坏所带来的资源枯竭对文明衰落的影响，相当于用负面案例来展示资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资源禀赋作为天赐的意外之财（windfall），对国家工业资本的积累和增加财政收入有着重要意义。地理大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幅提升了欧洲的人均土地、资源和贵金属的占有率，美洲金银的输入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力量对比，使其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在19世纪末，煤炭和铁矿是本土钢铁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英国和德国这样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在此时发展迅速，而意大利则由于国内煤炭储量的匮乏导致了经济生产结构的落后。美国是典型的“资源祝福型”国家，其在20世纪初制造业出口的突出特点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密集性，资源出口对于美国整体工业产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美国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有助于推动当地的投资和就业，并促进了周边产业的知识积累。

（二）交通和距离

空间距离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影响到贸易从而影响国民收入，贸易距离这一经济地理要素起到显著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就提出基于距离的“贸易引力模型”，到90年代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贸易同国家间距离反相关的结论是各类引力模型的共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距离所产生的运输成本会带来对贸易的限制，他以“冰山模型”为基础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具体而言，同港口和海洋的距离会影响到国家的对外贸易，那些远离海岸和可通海河流的地区往往难以得到较好的发展，因为这些地区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很高。从非洲的经验来看，沙漠型国家与内陆型国家的制造业往往缺乏竞争力，因为它们不仅缺乏足够的农业基础，并且在运输等问题上缺乏竞争力。

距离的另一个作用是技术和信息的传播，这种扩散效应在早期欧洲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尤为显著。首先是地理大发现前后航海技术的扩散限于在地理条件相似的邻近国家，仅仅从地中海地区传播至西欧。其次，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爆发后，工业化和技术在欧洲扩散，邻近国家都在观察、访问和努力学习英国。第三，1848年的欧洲变革则是制度层面的大规模扩散效应，它通过欧洲邻近地区的“横向跨界传播”（horizontal cross-border contagion），从而与引起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共鸣。此外，交通和距离共同决定了国家的防御成本，处于边缘地的国家，由于战线更短而获得天然屏障。国家的投射能力会随着距离而衰减，水域通常比山川具有更强的地理优势，因为山川的险峻通常使得国家无法兼顾防御效率和运输效率；而沿海和内河航道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又可以作为屏障而存在，因为当面临陆上威胁时，陆路便是一种高成本且不安全的运输方式。

（三）形状和规模

形状和规模最为重要的涵义是国家的大陆的面积与轴线比例。地理轴线的经典论述源于戴蒙德，他发现东西走向的欧亚大陆比南北走向的非洲和美洲大陆更容易传播动植物的驯化技术，因此更加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能有更多的人口和剩余粮食来推动技术进步、对病菌的免疫以及社会制度的完善，从而使得欧亚大陆在早期比其他大陆获得更多的优势。全球播种最多的56种植物种子中，33种生长在欧亚大陆西部，只有4种生长在撒哈拉以南地区，2种生长在南美洲，并且大陆的东西走向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国家的地理面积对于防御和生产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规模效应，同等条件之下通常较大的规模会有更多优势，因为优势积累通常能够带来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大陆面积越大，生物多样性就越大，适合驯化的物种也就越多，从而就会有更多发生农业和工业革命的机会，最终使得收入和发展水平超越规模较小的国家。从国家发展战略上来看也是如此，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指出了这一正反馈机制：“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近代的地理大发现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国家的规模扩张，欧洲人开辟了总面积为2000万平方英里且相当富饶的海外领土，这些海外领地被视作欧洲的“幽灵面积”，对工业化后期的欧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四）小结

气候、资源、交通、距离、形状和规模等地理空间要素对国家发展而言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或阻碍作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给出相对科学的解释并部分阐述了其中的机制。总体而言，这些地理要素通过农业生产、防御成本、对外贸易、资本积累、扩散效应等渠道影响国家的兴衰，但是这些分析仍然以线性的结论为主，一定程度地忽略了人类社会中更为复杂的多重体系效应。

四、系统效应：

地理要素与国家发展的间接机制

尽管有利的地理因素在短期看似对国家发展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但是许多实证经验表明地理因素的长期影响偏离了这种线性关系。单一的直接效应或线性关系之所以难以准确解释地理禀赋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在于忽视了国家作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互相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马基雅维利很早就意识到物质作用并非完全正面，他认为财富对人有腐蚀作用，贫穷能比财富带来更好的成就，前者可以增辉而后者则导致覆灭。在世纪之交，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拉美和非洲的资源繁荣有时候会伴随人均收入下降的“资源诅咒”。此后诸多研究都试图寻找各类中间变量来完善地理空间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因果机制。为了理论的简洁性，本文在图1的基础上（直接效应参见图1）给出上述的系统效应，如图2所示，这些间接机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对外贸易的中介作用

关于资源诅咒问题的探讨源于“荷兰病”（Dutch Disease）问题。“荷兰病”的名字来源于荷兰可贸易部门的衰退，有研究认为是由于在荷兰发现了天然气而造成的。一些早期的研究者也发现了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综合征”，即石油出口带来的消费效应扩大了非贸易部门，并且依赖价格高度波动的资源出口也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在自然资源产业排挤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如制造业）时，就会产生资源转移效应，从而患上“荷兰病”。理查德·奥蒂（Richard Auty）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上述问题，即矿业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高的经济体的长期经济绩效并不好,他认为“荷兰病”削弱了非矿业的贸易部门，如果不削弱矿业就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因为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对租金的关注阻碍了有益的土地改革，并创造了效率低下的产业，从而阻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尽管这些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就被提出，但真正给出实证依据并且使其成为重要研究议题的则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的研究。他们系统地提出了基于出口的资源诅咒机制：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其贸易部门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增加了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高物价；同时，由于资源出口部门的工资上升，并将人才从工业部门吸引过来，形成了对制造业出口的挤出效应，降低了其工业竞争力，从而错过了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以巴西为例，过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抑制了国家的制造业出口，而对于资源出口的依赖使得其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

总体而言，上述案例都发生在1970年之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奉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因此对于资源出口的过度依赖会使这些国家错过这一发展时机，具体机制如下：资源出口依赖→国内工资和价格水平提高+工业出口部门人才流失+实际汇率提升→抑制出口导向型增长。

（二）产权制度的中介作用

制度在地理与国家发展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是制度主义者在世纪之交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发现地理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对国家发展产生作用。在狄·约翰（John Didier）主编的《气候改变历史》一书中提到了气候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通过影响农业人口和政府的关系，最终影响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而地理规模也同样会对国家的早期制度产生影响，在早期欧洲，规模过大的国家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维持议会制，这些制度遗产最终又会影响到国家长期的发展。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和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利用与赤道的距离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讨论，发现那些距离赤道更远的区域往往具有更好的制度来支持生产活动、鼓励资本积累及发明和技术转让，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的生产效率。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等人，在控制了制度变量之后，没有发现热带、细菌和农作物直接影响农村收入的证据。丹尼·洛迪克（Dani Rodrik）等人以地理因素作为重要的工具变量，通过制度的中介作用发现，制度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一旦控制了制度因素，传统的地理因素对于国民收入的影响非常微弱。制度中介效应也一定程度地解释了资源诅咒问题。达龙·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和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分别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解释了丰富的资源为什么成为早期殖民地的“诅咒”。在繁荣和人口密集的南美地区，欧洲人引进或维持了攫取型制度，迫使当地人在矿山和种植园工作；而在相对贫穷的北美地区则会发展出产权保护制度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制度的差异使得资源相对匮乏的北美地区经济反而更加繁荣，从而造成了南北美间的“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

产权保护制度产生效果的另外一个机制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利用所有类型的资源效率较低，但是产权保护等制度能够缓解资源诅咒带来的低效与腐败，从而提高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资源使用效率。从时间上来看，如果国家的石油资源发现在建立产权制度之前，就会产生寻租型政府（如中东国家）；反之，石油的发现就不会在制度层面阻碍国家现代化（如北欧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挪威尽管也借助于石油发现而获得大量收入，但通过成熟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司法系统和社会规范，使其能够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经济追赶，同时得以避免资源诅咒与荷兰病。这类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除了直接的影响机制之外，资源富裕程度会通过早期的制度遗产间接影响国家的长期发展：充裕的自然资源→攫取型初始制度→制度的路径依赖→经济绩效低效。

（三）政府能力与人力资源的中介作用

在转型经济国家中，自然资源造成危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此而导致的腐败和对人力资本的忽视。政府过度依靠自然资源带来的租金和财政收入时，容易出现寻租和低效的官僚机构,并导致对市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忽视。一方面，高度依赖石油的国家其政府决策效率更低，因为寻租降低了政府分配资源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表现不佳。以非洲5个主要产油国为例，过度依赖原油出口会导致寻租和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了政府质量，影响到长期经济发展。在国家内部同样如此，例如当挪威地方政府基于自然资源的收入增加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就会降低。对资源的依赖也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政府面临处理高风险、不稳定和有时间限制的资源性收入时存在诸多治理困境，时常无法抵制获取短期财政收入的诱惑，从而无法致力于更长期的投资。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人力资本存在挤出效应。教育方面公共支出、女孩受教育年限和中学总入学率等都与自然资本在国家财富中的占比例呈反比，因为大量人力被困在低技能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中，由此带来的富裕使得政府和民众更易忽视教育的重要性。资源依赖与教育支出呈负相关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形成了对资源产业的依赖之后，会承担更少的社会责任和降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如美国资源充裕的州也出现类似的“资源诅咒”，包括对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教育研发的忽视，从而导致长期的落后。总而言之，资源充裕所带来政府与民众的致命自负，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期发展：充裕的自然资源→政府效率低下+忽视人力资本→长期经济效益低下。

（四）冲突与内战的中介作用

资源诅咒的另一重要机制是增加了内部冲突的风险。资源出口容易使原本不稳定的国家更为动荡，从而恶化了增长的前景。在这些资源中，资本密集型资源(如石油)比劳动密集型资源(如咖啡、大米或香蕉)更容易引发国内冲突。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和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等人提出了资源影响国家发展的另一种间接渠道，即资源充裕可能会引发国家内部的冲突、失序或战争，因为叛乱者将资源充裕地区视作有利可图的目标，资源的预期收入激励他们挑战国家权威。而过度依赖资源带来财政收入的国家，由于缺乏较强的财政汲取能力往往导致弱政府的传统，让叛乱更加有机可乘。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补充了两个重要机制：充裕的资源会增加外国干预的可能性，从而增加内战的风险；而叛军可以通过出售未来的开采权来筹集资金，这就降低了其筹集资金的门槛。资源还可以通过资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引发冲突。有研究表明，如果石油开采区域位于存在分离主义倾向的少数族群地区，该地区少数族群由于分配不公和历史恩怨，倾向于相信如果石油租金仅仅用于当地的再分配，可以大幅提高当地的收入，从而支持分离主义运动。总体而言，上述渠道可以总结为如下机制：充裕的自然资源→有利可图的叛乱+外国干预→冲突与内战→阻碍国家发展。

（五）小结

地理禀赋对于国家发展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效应，尤其在1970年各国的自然资源开始国有化之后，资源诅咒问题就应运而生。因为政府未能应付丰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诸多政策挑战。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贸易开放、产权制度、政府质量、人力资本和国内冲突等机制给国家发展带来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在资源诅咒问题的争鸣中，时代背景和选择的时间段对于研究者的结论有重要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地底资源）在长时段对国家发展仍起到正面作用。斯蒂芬·哈伯（Stephen Haber）和维克多·梅纳尔多（Victor Menaldo）通过1800年以来的长时段分析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问题，即自然资源收益不会影响国家民主化。但一些批评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忽视了关键的机制，即石油收益必须变成“租金”才能阻碍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因为在1970年之前许多产油国政府的石油租金时常被外国资本所获取，因此这一效应被长时段所掩盖。而多数的资源诅咒类文献的实证材料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研究者基于时代的特征得出“自然财富可能有利于收入，但不利于增长”的结论。这类研究忽视了理论成立的隐含假设前提，即不同时期的地理禀赋和国家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不一致的，这也降低上述长时段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结 语

任何人类社会行为都需要空间作为载体和场域，将空间“带回”国家研究，这是社会科学不断发展之后的重要趋势。对于空间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空泛的概念，而是要具体将其细化为气候、资源、距离、交通、面积和形状等诸多具体因素后才能考察其所发挥的作用。如表2所示，过去的空间理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代理论是早期社会科学中的空间思想，从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从亚当·斯密到孟德斯鸠，从马汉到斯皮克曼，诸多先驱给出了较为模糊的洞见和范式，成为此后国家发展理论的渊源。第二代理论是1990年代以来的空间发展理论，由于冷战后国家间的安全问题相对缓和与方法论的初步发展，学界开始从相对科学化的角度讨论地理要素（气候、资源、距离、交通、面积和形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上述地理要素以农业生产、防御成本、对外贸易、资本积累、扩散效应等方式影响到国家发展，但这一时期的讨论仍然以线性的大理论为主。第三代理论主要产生于世纪之交，与第二代理论时间上存在少量重叠，主要以1970年以来各国自然资源国有化模式出现困境为背景。随着计算机和统计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借助更多的经验证据发现自然资源和国家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资源诅咒成为国家发展的空间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因此寻找并检验其中的一些间接机制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基于资源和发展的中层理论。

未来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空间理论仍然要考虑到地理禀赋同国家发展之间复杂的多重系统效应。一方面，可以从提供更多的中介机制来进行理论创新和突破，寻找和发现新的机制或中介变量，例如托马斯·托尔汉姆（Thomas Talhelm）提出的影响深远但颇具争议的“大米理论”，试图用水稻和小麦种植方式差异来解释中国南北文化差异。另一方面，贸易、制度、政府质量、教育和国内秩序等诸多中介变量也存在交互效应，厘清特定中介变量之间的互动，也有助于未来空间理论的发展。其次，研究者需要在具体时空情境下考察空间要素的演化过程。因为任何对于空间的理解往往离不开时间维度，不同的机制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早期历史地理学的先驱们强调将地理学视作发生的科学，要求按照演化的观点来研究地理学和现代化问题。相同的变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着发展，只有历史和地理的相互作用才能清晰地识别发展的力量。第三，空间技术的发展也为未来更多的理解上述机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已经开始应用于描述和解释地理要素同经济发展、国内冲突等问题的联系。在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空间理论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并且对于GIS的使用也从过去的描述性统计逐渐深入到推断性统计之中，但在政治学领域研究中，使用相关的空间理论和计量模型的文献相对较少，仍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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